光绪天津阅兵花160万两白银李莲英赚70万两

光绪天津阅兵花160万两白银 李莲英赚70万两

在中国历朝历代，财政收支的透明程度与公正程度，往往是考核行政水平的重要指标之一。财政收支敞亮，民心也就敞亮。

十九世纪下半期的清朝，国家景况之所以不敞亮，也和当时的财政操作状况有关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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俗话说乱自上起，我们且看看晚清皇室成员的开支。清朝皇室的薪水是由内务府来发，这笔钱，由户部(相当于财政部)下拨。皇室成员得老老实实等内务府把钱打卡里面去，而不是把财政部当皇家私人银行。同治光绪年间大内收入情况如下：

中央财政拨款：每年户部向内务府拨款三十万两白银，用于皇室开支。

地方财政上缴：广东海关每年拨给皇室白银三十万两;杀虎口、张家口和淮安的关口每年给内务府上缴税收若干。

户部另外给慈禧和光绪皇帝私用钱，即“交进银”：慈禧太后方面，每年端午拨5万两白银(农历四月到账)，中秋拨5万两白银(农历八月初到账)，年终奖8万两白银(农历十二月初到账);光绪皇帝方面，每年拨款20万两白银，一次性发放，每年农历二月初到账。

制度出问题：清朝财长兼内务府负责人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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钱够不够用，不太清楚，规矩就是这样的。晚清皇室却不守规矩，例如同治皇帝，居然写条子问财政部要钱，主管也不能坚持原则，按着条子付现款，半句异议也无。同治的老娘——慈禧太后，也不省油，拿海军经费建颐和园，这个说法有争议，但住在颐和园每日用一万两白银应该不假。

那时候，内务府花钱要钱很嚣张，例如醇亲王的丧事，是内务府主办的，花白银五百万两!光是在照明设施上就花了九万两白银。内务府的官员拿着采购单去户部要钱，户部简直是内务府的孙子，马上付钱，屁也不放一个。这么多钱都花到正事上了吗?非也，大把的钱都进了内务府官员的荷包。例如光绪到天津检阅军演，要造房子，花160万两白银，其中70万两入李莲英腰包。

也有坚持原则的“异类官员”。某年，慈禧命内务府官员采购几百盏灯。该官员此次铁了心不吃回扣，不收贿赂，清清白白搞一次采购。没捞着油水的同僚们自有办法收拾这位青天大人，他们故意将灯盏弄污，提给慈禧看：“老佛爷，您看看，这小子采办的什么货色?”

慈禧大怒，命人将灯盏打碎，然后宣采购官员进宫单独收拾残局，一片片捡起来打扫干净。可怜一个清白官员，一心清白办事，却落得一地碎片的滑稽结局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户部拨给大内的经费逐年增加。同治初期每年拨款三十万两白银，几年后加三十万两，同时，大内还时不时地问户部要个二三十万两白银。

到光绪时，户部实在受不了这种无节制的索求，将内务府参了一本。这当中倒有些人事关系上的奥妙。原来，户部尚书福锟(相当于财政部长)就是内务府的堂官，两个机构，却由一个人串着，如此一来，内务府问户部要钱，等于左手向右手要钱。

这种奇妙的人事结构，是不是皇室故意安排的?不好说。此案会审期间，福锟不得不回避，后来也得到相应惩罚。眼看着财政部的人要松口气了，不料宫里头圣旨又下来：以后每年再添50万两白银!

恶性后果：殃及国家军费 地方学样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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财政无章法，殃及国计民生，军国大事。到光绪中期，户部就剩200万两白银了，够用吗?算算就清楚，每月光八旗兵就需要饷银48万两，虎神营100万两，明显不够用。

户部的会计出纳愁煞人，据现场记录，这些打算盘的财务人员，每天仰望户部的天花板，干瞪眼叹气，“司计之臣，时时仰屋兴嗟”。

内务府的混账作风，给其他部门和地方做了很不好的示范作用。我们且看当时北京城里政府大工程的财政是如何操作的：

决定兴建一个大工程——派勘估大臣和随员现场考察，勘估大臣得经费的一成，随员得半成——接下来是承修大臣主管工程建设，还设有监督人。监督只是虚设，却是亲密合作，承修大臣得经费的三成，监督人得一成——两个大臣衙门里的办事人员合分一成，经手人分一成——经费到达木材厂(建屋要用木材)的不足二成五，还经常拖欠。

地方也如此。例如直隶地区的涞水县，晚清年间每年收牛羊税600两白银，进入地方财税的仅13两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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